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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来的密报，这应是最早的一份奏报，但并不详细。民变第五日再次收到急报，之后才是这两人的上疏。
虽然两份奏疏讲的都是同一件事，但措辞语气却相差太大。朱翊钧先看孙隆的奏疏，疏中言辞激烈，尤其痛斥了苏州知府朱燮元拒绝出兵相救。而曹时聘的奏疏则非常详细，且条理清晰，其中详细的分析了民变起因，整个经过，和结果。
对于葛成的定罪，曹时聘与朱燮元两人是有一番协商。虽然律典上‘聚众倡乱’被定为死罪，但因最终决定权并不在知府手上，而是皇帝，所以转圜的余地很大。
朱燮元作为朝廷命官，没办法把此事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他需表明自己的态度。其次，真要大事化小，也不会在知府这一层面。曹时聘接受了他的理由。
另外，他还避免将起因归结为是孙隆滥税的责任，只是认为水灾导致，加上参随的种种舞弊行为导致民变最终发生。并且强调民变并非造反，而葛成得以一呼百应是因为本地居民‘轻心易动，好信讹言’的民俗。
最后，曹时聘依然委婉的提出，相比于苏州每年百万数额的岁赋，实在没必要为了六万两额外征税而让苏州一地动荡不安。
果然看了奏疏的朱翊钧，神色缓和了不少，也没有之前处理武昌民变时那般强硬。田义和陈矩两人总算可以倏一口气，悬了好多天的心也能放一放了。
田义暗中庆幸，此次的葛成，应该不会再像临清和武昌时的那两位草民领袖的下场。
“但愿他能活着出来……”田义暗自忖道。
同时他也很清楚，虽然陛下虽然接受了曹时聘的说法，但此事最终想盖棺定论，还需努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