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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人也不禁感叹光阴易逝,相聚苦短。
钱大昕看着暖意之中渐渐落下的秋叶,也对阮谢二人感慨道:“伯元、蕴山,老夫从来不否认,为官之人,若是心存天下苍生,有志于道术流传,则振兴文教之功,当在民间诸生之上。这次编纂《经籍籑诂》,所涉经籍浩繁,古书之中,又多莫衷一是之处。若无学行、政事兼备之人先发提倡,或赀财不足,经费不继,这书都是修不成的。当年我在京城之时,也曾与东原先生,竹君先生谈论字书修订之事,当时我等也都清楚,读书之人,不可不通训诂,亦不可沉溺于训诂,是以编纂一部兼通古籍的字书,最为紧要,可惜我等当时身无长物,又不谙为官之道,寻不得许多有志学术的官场同道,这件事也就搁置了。却不想这书在你们手中成了!这正经明道,嘉惠士林之功,你二位已是远在老夫之上啦!”谢启昆字蕴山,竹君先生则是朱珪的兄长朱筠,朱筠为官之时,曾多提倡刊刻经籍,也多引民间不第士人入幕,共论学问,清中叶民间修书、士人入幕唱和之风,朱筠实为滥觞。
谢启昆也陪笑道:“辛楣兄这就客气啦,这文教流传之事,有精于著述者,有精于刊刻者,二者合力,方能成事。论学问一道,在下这《西魏书》,终是比不上辛楣兄《廿二史考异》了,为官为学,终是难以兼顾,实在惭愧啊。”
钱大昕道:“蕴山却是不知,这修史之事,可比考异难多了,我虽写成了《廿二史考异》,可这重修《元史》之事,多年以来,终无所成,或许我治史一生,也不得不有所遗憾了。不过话说回来,这次《经籍籑诂》的修纂,伯元是首功之人吧?去年传檄杭嘉湖道,邀三府名士共修此书的文稿,老夫还留着呢。”钱大昕虽身在嘉定,毕竟离浙江不远,这些事情了解起来,也都非常及时。
阮元也只得陪笑道:“先生多所留心,在下自然感激不尽。只是这书首倡之人,乃是谢大人和里堂兄,在下原本虽有此想,终是不算成熟,也是谢大人提点于我,才知治学之事,尚有许多要做。其实谢大人所言不错,为官治学,均是烦难之事,学政之任,又要督学各府,犹为艰难,是以此书能成,乃是所有编纂之人合力所致,我却也是不敢贪功的。”
谢启昆道:“伯元就不要谦虚了,你平日但凡有闲暇,便与那许多儒生一同参与编修之事,每卷书成,你也都是一一检校,勤加修订,方成定稿,老夫不过捐了些廉俸而已,又如何敢居功呢?这书全程编修,老夫均未参与,也无需再写老夫的名字了,编纂之人,就是你阮学使,不,阮侍郎,